各地政府工作报告里，“经济高质量发展”的口号年年响亮；产业园区墙上，“创新驱动、产业升级”的标语随处可见。但当镜头转向流水线旁的工人、写字楼里的白领、田间耕作的农户，却发现一个被宏大叙事遮蔽的现实：劳资对话机制的缺位，让劳动者的声音始终没能进入发展的核心议程。这种“只谈增长、不谈分配”的逻辑，本质上是对资本收益的隐性倾斜，更是对民生底色的悄然消解。
一、口号里的增长，为何少了劳动者的位置？
翻开近十年的宏观经济数据，“GDP年均增长X%”“企业利润提升Y%”的表述占据主流，而“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”的变化却被轻描淡写。某沿海制造业基地的案例颇具代表性：当地规上工业企业十年间利润翻了两番，一线工人平均工资却仅增长38%，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购买力几乎原地踏步。这种“资本吃肉、劳动者喝汤”的分配格局，恰恰源于劳资对话机制的空白——企业单方面决定薪酬标准，劳动者缺乏集体议价能力，只能在“接受或离开”的选项中被动选择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部分地方将“维护企业投资环境”异化为“压制劳动者诉求”。某地曾出台“稳岗补贴”政策，条件是企业不得因涨薪引发“集体事件”；某开发区将“劳动争议发生率”纳入企业评优指标，变相鼓励“息事宁人”。这些做法看似“保发展”，实则是用行政力量替资本“挡箭”，让劳动者在权益受损时连说“不”的机会都被压缩。
二、没有对话的增长，终将陷入“内卷循环”
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的福祉，而非资本的无限扩张。当劳动者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劳动生产率提升，必然导致两个恶果：一是内需市场萎缩——普通家庭没钱消费，企业产品卖不动，只能继续压低成本、维持低价竞争，形成“低工资—低消费—低质量增长”的死结；二是社会活力衰减——年轻人看不到努力的回报，要么“躺平”放弃奋斗，要么被迫“用脚投票”流向更高收入的领域，最终导致区域产业空心化。
反观那些重视劳资对话的地区，往往能走出更可持续的增长曲线。江苏某纺织产业集群推行“工资集体协商制”后，员工流失率从30%降至12%，企业因熟练工稳定而提升产品质量，订单量三年增长50%；广东某电子厂建立“员工提案奖励机制”，采纳的合理化建议每年为企业节省成本超千万元，同时员工奖金池扩大20%。这些实践证明：劳资对话不是“零和博弈”，而是让劳动者从“成本项”变成“价值共创者”的关键。
三、让对话归位，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
推进劳资对话，核心是将“资本主导”的单边逻辑，转变为“劳资共治”的双向机制。这需要制度层面的突破：比如明确工会的独立代表权，让劳动者能选出真正为自己发声的协商代表；建立“薪酬与效益联动”的法定规则，确保企业利润增长同步惠及员工；完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体系，让矛盾在法治轨道上化解，而非靠“闹大才解决”。
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：发展不是资本的独角戏，而是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。当地方政府不再把“零上访”“无争议”当作政绩，当企业主意识到“员工满意才能客户满意”，当社会舆论不再将“争取合理权益”污名化，我们才能真正跳出“重增长、轻民生”的老路。
经济发展的温度，藏在每一个劳动者的笑容里。当“劳资对话”从口号变成制度，当“民生权重”在政策中真正落地，我们才能说：这发展，是为人而谋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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